沂蒙山好人好故事十（1/2）

麦浪里的家国秤

贾庄村的五月，是被麦香泡透的。南坡北洼的麦田铺展开金红的波浪，风一吹，麦穗相互摩挲的沙沙声里，混着木锨碰撞石碾的脆响，还有高庆福烟袋锅里烟叶燃烧的噼啪声。作为村里的生产队长，他比谁都清楚，这波浪里藏着两层分量——一层是社员们盼了八个月的口粮，另一层是国家下达的三万斤征购公粮任务。

天刚蒙蒙亮，高庆福就扛着木锨站在了村东的打麦场。场边的大槐树上，昨晚刚刷的石灰标语还泛着白：“交好爱国粮，支援国家建”，旁边用红纸写的“农业学大寨，亩产超千斤”被晨露打湿，字迹却依旧醒目。他弯腰抓起一把刚轧出的麦粒，指尖捻搓间，饱满的颗粒簌簌落下，带着太阳晒过的暖香。“庆福哥，公社的李干事来了，说要再核一遍产量。”会计老周挎着帆布包快步走来，额头上渗着细汗。

高庆福直起身，望着远处陆续赶来的社员，眉头微微蹙起。今年春旱，麦子返青时差点枯死，是他领着大伙连夜挖渠引水，才保住了这茬收成。可就算这样，亩产也刚过三百斤，三万斤的征购任务，意味着要拿出近一半的收成。“让他来。”高庆福把烟袋锅在鞋底磕了磕，“实事求是说，能交多少，我们绝不打折扣，但也不能让社员们饿肚子。”

李干事骑着辆二八自行车，车把上挂着公文包，径直冲到麦场中央。“高队长，县里催得紧，周边几个村都报了高产，你们贾庄村可不能拖后腿。”他掏出笔记本，钢笔在纸上敲得哒哒响，“上面说了，这是政治任务，完不成可要影响年终评比。”高庆福领着他走到麦堆前，掀开盖着的苇席：“李干事，你自己看，麦粒是实诚的，但产量就这些。要是硬往上虚报，最后交不出粮，难不成让社员们喝西北风？”

正说着，人群里传来一阵咳嗽声，五保户王老汉拄着拐杖挪过来，手里攥着个粗瓷碗：“庆福，俺昨晚没米下锅了，煮了点红薯干，你要不要尝尝？”高庆福心里一沉，春荒还没完全过去，村里已有好几户断了细粮。他扶住王老汉：“叔，先去队里仓库领二斤玉米面，记在我账上。”转头对李干事说：“你也看见了，不是我们不想多交，是真有难处。这样，我们尽力凑两万八千斤，剩下的两千斤，能不能宽限半个月，等秋玉米下来补上？”

李干事迟疑着没说话，目光扫过场边墙上的宣传画——那是村小学老师画的，女社员抱着比人还高的麦穗，红扑扑的脸上满是笑意。最终他叹了口气：“我向上级反映试试，但你们得保证，这两万八千斤必须三天内交齐。”

送走李干事，高庆福召集社员们开动员会。麦场边的老槐树下，男女老少坐了一圈，手里大多拿着活儿计，纳鞋底的、搓草绳的，眼神都齐刷刷落在他身上。“乡亲们，公粮是国家的‘皇粮国税’，咱农民种地交粮，天经地义。”高庆福的声音算不上洪亮，却字字掷地有声，“但我高庆福向大伙保证，交公粮之前，先把每家每户的口粮留足，老人孩子的细粮也绝不克扣。剩下的，咱挑最好的麦子交给国家，绝不掺一粒瘪谷、一把杂质。”

人群里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，很快又归于平静。谁都知道，交公粮是本分。上了年纪的人都记得，建国前打仗时，就靠着农民交的公粮养活队伍；现在国家要搞建设，工厂要开工，城市要吃饭，哪一样离得开粮食。“庆福哥说得对，俺家愿意多交二十斤。”年轻的柱子第一个站起来，他爹是抗美援朝的老兵，常跟他说“国家有难，咱不能含糊”。有了带头的，其他人也纷纷响应，你三十斤我五十斤，原本还差的两千斤缺口，竟然当场凑齐了。

接下来的三天，贾庄村的打麦场就没闲过。天不亮，妇女们就背着竹筐来捡拾散落的麦粒，哪怕是沾了泥土的，也会带回家用清水淘洗干净；男人们赶着毛驴拉着石碾，一圈圈碾压麦穗，汗水顺着脊梁往下淌，在地上洇出湿痕，却没人喊累。高庆福更是连轴转，白天领着大伙扬场、筛粮、装袋，晚上还要去各家各户查看，生怕谁家为了多交公粮，偷偷克扣了自家口粮。

扬场是个技术活，得趁着有风的时候，把混着麦糠的麦粒用木锨扬起，让风把轻飘的麦糠吹走，留下饱满的麦粒。高庆福是扬场的好手，只见他弓步站稳，手腕一甩，木锨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，金黄的麦粒如瀑布般落下，堆起尖尖的麦堆。旁边的年轻后生想学，却总掌握不好力道，扬起的麦粒要么散不开，要么被风吹得太远。高庆福手把手教他们：“扬场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，风大了少扬点，风小了多使劲，心里得有杆秤，既不能浪费一粒粮，也不能让麦糠混进公粮里。”

装粮时，社员们更是仔细。每个麻袋都要先抖落干净，装进去的麦粒还要用木耙扒匀，确保没有结块。高庆福拿着一根细铁棍，时不时插进麻袋里抽查，要是发现有杂质，就当场倒出来重新筛选。“这是给国家交的粮，咱不能让人家说贾庄村的人做事不地道。”他一边检查，一边念叨着。

第三天下午，三十多辆架子车整齐地排在麦场边，每辆车上都码着四五个鼓鼓囊囊的麻袋，上面用红漆写着“贾庄村公粮”。高庆福逐一检查过封条，又清点了数量，确认正好三万斤，这才松了口气。他让会计老周把每户交粮的数量登记在册，又特意叮嘱：“把柱子家多交的二十斤、王婶家多交的三十斤都记清楚，等分秋粮的时候，给他们补回来。”

出发时，夕阳正斜挂在西边的山梁上，把麦田和架子车都染成了金红色。高庆福领头走在最前面，他的架子车上除了公粮，还放着一把水壶和几个粗粮窝头——这是他们往返四十多里路的口粮。队伍浩浩荡荡，沿着坑坑洼洼的乡村土路前行，架子车轱辘碾压路面的吱呀声，伴着社员们的欢声笑语，在暮色里传得很远。

走到半路，天突然变了脸，乌云滚滚而来，豆大的雨点砸了下来。“快，把麻袋盖好！”高庆福大喊一声，率先扯下车上的塑料布，盖在粮袋上。社员们也纷纷行动起来，有的用绳子把塑料布捆紧，有的脱下自己的褂子盖在麻袋角上。雨点越来越密，砸在身上生疼，土路也变得泥泞不堪，架子车越拉越沉。高庆福回头看了看，只见队伍里的老人们都咬着牙使劲，年轻后生们则互相帮忙，推着前面的车子。柱子的爹，那位抗美援朝的老兵，虽然腿脚不便，却依旧挺直腰杆，手里的车把攥得紧紧的。

“大家再加吧劲，前面不远就有个破庙，咱们去躲躲雨！”高庆福喊道。队伍慢慢向破庙挪动，雨水顺着他们的头发、衣角往下淌，浑身都湿透了，却没人顾得上擦一把，眼里只盯着车上的粮袋。好不容易躲进破庙，高庆福赶紧组织大家检查粮袋，还好塑料布盖得严实，麦粒没有受潮。他掏出怀里的窝头，分给大家：“先垫垫肚子，等雨小了咱们再走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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